京津冀地域的一体化发展，自古便深植于共生共荣的历史记忆。若将视野拉长至千年，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、文脉同源，北京为都会核心，天津扼守漕运与海上门户，河北作为京畿腹地供给支撑，三方资源互补、民生相依，形成天然的区域协作基因，绵延千年。近代以来，区域联动的内生动力亦从未停歇。
通州北运河
明代北直隶（京师）地图
古商道张库大道
河北香河金门闸
元代腹里：大一统格局下京津冀首次全域行政协同
早在元代，京津冀便迎来了首次全域性的行政与治理协同，奠定了此后数百年京畿一体的根基。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（今北京），设立中书省直辖的“腹里”区域，将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全域，及至山西、内蒙古等区域纳入中央直接管辖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大首都区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古代京津冀一体化的里程碑。
元代之前，京津冀地区长期处于行政分割状态，三地在行政、经济、民生上缺乏统筹，地缘优势难以发挥。忽必烈建立元朝，实现全国大一统，深知定都燕京后，必须以周边区域为依托，才能稳固统治、维系都城运转。至元元年，忽必烈命刘秉忠规划营建元大都，这位精通天文地理的河北邢台人，不仅是都城的总设计师，更是京津冀协同格局的奠基者。他提出“京师为天下本，畿辅为京师翼”的理念，力主将大都周边的顺州、河间、保定、真定等路，以及渤海沿岸的津沽地区，统一纳入都城配套体系。
在刘秉忠的主导下，元朝将原金中都路、河北诸路合并为“腹里”核心区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，不设行省。这一建制的核心，便是以大都为中心，构建拱卫京师、统筹协同的京畿共同体：大都路（今北京）为核心，掌管都城政务与宫廷供给；河北诸路为腹地，负责粮食生产、物资转运与军事戍守；津沽地区（今天津大沽、静海一带）则承担海运接驳、盐铁转运之责。三地分工明确、协同联动，彻底改变了此前分散治理的局面。
当时的大都城，人口超百万，粮食、物资极度依赖外地供给，腹里区域的统筹调配成为关键。刘秉忠特意规划了从大都到河北涿州、保定的驿道，沿途设立驿站二十余处，实现政令、物资的快速传递。河北真定（今正定）、保定作为腹里重镇，每年需向大都输送漕粮近百万石，当地农户的收成直接关系都城生计；津沽地区的直沽寨（今天津狮子林桥附近），则是海运漕粮的接驳点，江南海船在此卸货后，经白河转运至大都，形成了“河北产粮、津沽转运、大都消费”的闭环。
至元十三年，元军平定江南，腹里区域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凸显。忽必烈下令将江南的丝绸、瓷器经京杭大运河运至直沽寨，再转运大都，同时把河北的铁器、皮毛运往江南，三地商贸往来空前频繁。
元代的腹里建制，还留下了诸多可考的历史印记：今北京积水潭是当时漕船停靠的码头，河北涿州的驿道遗址至今尚存，天津大沽的海运码头也曾出土元代瓷片与粮袋残片。这些实物遗存，印证了三地早已是密不可分的整体。刘秉忠在规划大都时，特意将三地的水系、道路相连，绝非单纯的城市设计，而是着眼于整个京畿区域的协同发展。
元代的腹里建制，不仅是行政上的整合，更塑造了京津冀的地缘认同。当时的腹里地区，人口逾1800万，同属一个行政单元，同受中央直辖，同担拱卫京师、保障供给的使命。这种“同根同源”的治理体系，为后世明清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直接范本。元代大一统下的区域协同，彰显了京津冀与生俱来的共生属性。从元代腹里的全域统筹，到如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，虽时代不同、使命各异，但“一体共生、协同共进”的核心逻辑一脉相承，这段历史也成为当代区域发展最珍贵的源头积淀。
郭守敬与通惠河：漕运串联的京津冀经济共生链
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千年历程中，漕运始终是串联三地的经济纽带，而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凿的通惠河，正是打通京畿漕运脉络、构建京津冀经济共生体系的关键工程，以水利之力，使三地形成了粮运相通、商贸相融、民生相依的紧密格局。
元代定都大都后，都城人口激增，粮食、物资极度依赖南方与河北供给。此前，江南漕粮经京杭大运河运至通州后，需转陆路运往大都，路途崎岖、耗费巨大，每年陆运耗资六万缗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河北昌平（今北京昌平）、顺义的粮食，也因河道不通，难以顺畅入京；天津直沽寨的海运物资，只能运至通州，无法直达都城，京津冀三地经济流通严重受阻。
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，是河北邢台人，自幼精通水利，心系京畿民生。为解决漕运难题，他徒步走遍今北京境内、昌平、门头沟的山川河谷，实地勘察水源。相传在昌平神山（今凤凰山）脚下，他发现白浮泉水量充沛，且地势略高于大都，是绝佳的水源地，但泉水西流，无法直接引入都城。郭守敬不顾严寒酷暑，沿着西山山麓反复勘测，最终设计出“西折南转”的引水路线：引白浮泉向西，汇合西山诸泉，再向南流入瓮山泊（今昆明湖），全程避开高地，让水流自然流向大都。
至元二十九年，通惠河工程动工，郭守敬亲临一线，统筹数万军民施工。他沿河道设置24座水闸，每座水闸配套斗门，节水行舟，解决了大都到通州的地势落差难题。工程最艰难的段落在今北京积水潭至通州段，郭守敬亲自监督开凿，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干粮，夜里就住在河边的草棚里，不离开施工工地半步。
至元三十年，通惠河全线贯通，江南漕船、河北粮船经大运河、通惠河，直达大都积水潭。忽必烈途经此处，见“舳舻蔽水，商贾云集”，龙颜大悦，亲自赐名“通惠河”。这条全长82公里的运河，彻底打通了京津冀漕运命脉：河北昌平、顺义的粮食，经通惠河支流运入都城；天津直沽寨的海运物资，经白河接驳通惠河，一日便可抵达积水潭；大都的手工业品，也经运河运往河北、天津销售。
通惠河开通后，沿线的北京通州、天津武清、河北香河迅速崛起为商贸重镇，百姓依托漕运谋生，三地形成了以漕运为核心的经济共生链。郭守敬还统筹整修永定河、子牙河，疏通河北境内运河支流，让京畿水利连成一体，既解决了水患，又保障了灌溉与漕运。
如今，北京积水潭仍留存着元代漕运码头的遗址，通惠河故道也静静流淌，郭守敬的塑像矗立在河边，诉说着这段水利兴邦的故事。一条运河，串联起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的经济命脉，让三地从分散的地域单元，变为休戚与共的整体。这段历史，印证了京津冀与生俱来的经济互补性，也为当代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，提供了最生动的历史启示。
明清顺天府与直隶：京畿共治下的京津冀深度融合
自明至清，五百余年间，京津冀地区以“顺天府+直隶”的行政体制，实现了深度的政治、经济、民生融合，这是古代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成熟阶段，也是当代协同发展最直接的历史积淀。明清两代以京师（北京）为核心，设北直隶（清称直隶省）统辖河北、天津全域，构建起“天子脚下、京畿一体”的治理格局，三地同根同源、共治共生，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区域共同体。
明代初期，北平仍为地方首府，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基后，决意迁都北平，更名北京。永乐元年，朱棣改北平为北京，设北京行部，统辖周边八府二州，称“北直隶”，辖区基本涵盖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全境。顺天府作为京师所在地，管辖京城及周边大兴、宛平、通州、昌平、顺义等地，天津则设天津卫，隶属北直隶，军事、行政均受直隶统筹，河北保定、河间等府为京畿腹地，承担拱卫、供给、戍守之责。
清承明制，顺治年间改北直隶为直隶省，康熙八年将直隶省会迁至保定府，雍正二年设直隶总督，统辖直隶全省军政、民政、盐务、漕运，成为清代权力最重的封疆大吏。此时的直隶省，辖区与今京津冀高度契合，顺天府虽直属中央，但民政、治安、物资供给仍需与直隶省协同；天津卫逐步升格为天津府，成为直隶省重要的沿海门户与商贸重镇；河北保定、正定等府，为直隶省核心治所与产粮重地，三地形成了“北京为核心、天津为门户、河北为腹地”的完整格局。
在清代京畿共治中，李卫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性人物。雍正三年，李卫出任直隶总督，上任伊始便走遍直隶全省，发现京津冀三地水患频发、河道不通，漕运、民生深受其害。李卫当即决定，统筹治理永定河全流域，打破府县各自为政的局面。他从顺天府、直隶各府抽调水利官员，组建跨区域治水专班，亲自驻守永定河工地，指挥百姓疏浚河道、修筑堤坝。在河北固安段，他带领民众加固河堤，设立水闸调节水量；在天津武清段，他开挖减河，分流洪水，避免都城被淹。历时三年，永定河治水工程完工，不仅消除了水患，还灌溉了河北、天津沿线十余万亩良田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。
李卫还着力打通京津冀商贸壁垒。他下令撤销顺天府与直隶各府之间的私设关卡，统一商贸赋税，让河北的粮食、棉花，天津的海盐、水产能顺畅运往京师。当时北京城内的粮店，大多由河北保定商人经营，每天从保定、正定运来的粮食，经卢沟桥、广安门进入京城；天津的长芦盐，则经北运河运至北京朝阳门盐仓，再分发至直隶各地，三地物资流通效率大幅提升。
晚清时期，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驻天津、保定两地办公，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推向近代化新阶段。他在天津紫竹林租界旁设立天津机器局，生产枪炮、军火，所需煤炭、铁矿均来自河北开滦、磁州；同时修建津京铁路，这是京津冀第一条近代铁路，从天津马家口直达北京永定门，使两地物资运输时间从数日缩短至半日。李鸿章还在保定设立直隶总督行馆，统筹河北农事、教育，将京师的学堂模式引入河北、天津，推动三地文化、教育协同发展。
北京故宫的粮仓，至今留存着河北漕粮的进仓记录；天津鼓楼附近，曾是直隶盐商的聚居地；保定直隶总督署，保存着李卫、李鸿章统筹京津冀政务的奏折。这些鲜活的历史遗存，见证了三地“同区共治、一体发展”的深厚历史。明清两朝的实践，使京津冀的协同从行政统筹走向民生、经济、文化的全方位融合。这段厚重的历史积淀，既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根脉，更是当代区域发展的宝贵财富。
张库大道与津京商贸：近代京津冀协同的工商转型
步入近代，京津冀一体化突破传统漕运与农业范畴，依托张库大道与津京商贸联动，实现了向近代工商协同的转型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三地形成了“政治核心+商贸门户+陆路枢纽”的全新协同格局，一段商号兴衰的故事，折射出三地共生的近代脉络。
张库大道起源于明代，兴盛于清中后期，是从河北张家口出发，经库伦（今蒙古国乌兰巴托）直达俄罗斯恰克图的陆路商道，被誉为“北方丝绸之路”。清代嘉庆年间，张家口常家商号成为张库大道上的龙头商家，也是京津冀协同商贸的典型代表。常家祖籍山西，扎根张家口后，将河北深州的棉花、保定的布匹、北京的茶叶，经张库大道运往蒙古草原，换回皮毛、牲畜，再将这些塞外物产经张家口运往天津，通过海运销往南方乃至海外。
常家商号在张家口设立总号，在北京崇文门、天津估衣街开设分号，构建起覆盖京津冀的商贸网络。河北深州的棉农，将棉花卖给常家，经张家口运往塞外；天津的分号负责海运接驳，把塞外皮毛运往上海、广州；北京的分号则对接宫廷与官绅，销售高端商品。一家商号，串联起河北的物产、北京的市场、天津的港口，成为三地工商协同的缩影。
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，成为北方最大的沿海通商口岸，激活了京津冀的近代商贸协同。天津紫竹林码头成为北方外贸核心，外国商船在此停靠，运来洋布、煤油，同时将京津冀的茶叶、皮毛运往海外。此时，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，汇聚大量官绅与消费群体，对洋货与本土物产需求旺盛；天津依托港口，发展近代工商业、航运业，成为北方商贸与工业中心；河北张家口、保定则成为陆路与内陆物资枢纽，为京津提供物产、人力支撑。
晚清光绪年间，直隶总督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，在天津创办轮船招商局，专门负责京津冀物资转运。招商局的轮船从天津出发，将河北开滦的煤炭运往北京，再把北京的宫廷物资、南方商品运往天津，同时开通天津至张家口的陆路运输线，让张库大道的物资与天津港口无缝对接。当时的天津城内，来自张家口的皮毛商、河北的粮商、北京的茶商随处可见，估衣街、劝业场成为三地商贸交汇的核心地带。
张库大道的兴盛与天津开埠，还带动了京津冀沿线城市的发展：张家口堡子里成为北方最大的陆路商埠，街道两旁商号林立；河北唐山依托开滦煤矿，成为近代工业城市；天津则从一个海防卫所，崛起为北方工商重镇。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，更是让京津冀陆路协同迈入近代化，张家口到北京的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短至一天，三地物资流通效率大幅提升。
常家商号的兴衰、张库大道的驼铃声、天津码头的汽笛声，共同谱写了近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篇章。这段历史，让千年积淀的协同基因，在近代焕发新生，也为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升级、商贸互通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借鉴。
津冀文脉润京华：民间之力筑牢北京文化底色
作为千年古都，北京文化底蕴的积淀，离不开周边津冀地区的长久滋养。从文脉流转的脉络来看，津冀人士扎根京城，在古籍传承、老字号经营、传统工艺等领域做了无数实事，成为北京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，这份交融与贡献，深深镌刻在京城的文化肌理之中。
河北人对北京文化最突出的贡献，当属撑起了古籍传承与文玩收藏的半壁江山。清末至民国年间，琉璃厂这条文化名街，几乎被河北冀州、衡水、南宫一带的书商匠人垄断，业内称之为“河北帮”。他们世代经营古旧书业，开设了来薰阁、邃雅斋等一众知名书店，不仅售卖书籍，更承担着古籍抢救、整理、修复的重任。彼时战乱频仍，大量古籍善本面临损毁流失，河北书商们奔走四方，搜求散落的典籍，精心修补装订，让无数珍贵文献得以留存。其中孙殿起、雷梦水等书商，更是潜心钻研版本目录学，著成《贩书偶记》，成为后世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，他们以民间之力，守护了中华文脉的传承。除了书业，河北工匠还深耕玉器雕刻、书画装裱、瓷器鉴定等领域，孙瀛洲这样的瓷器鉴定大家，更是成为故宫文博事业的奠基人，用精湛技艺为北京的文物保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。
天津人则凭借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务实的经营理念，将一个个老字号扎根北京，丰富了京城的市井与饮食文化。津门商人素来擅长经营，不少老字号从天津发源，随后进京发展，成为北京人心中的经典品牌。比如创立于天津的鸿宾楼，1955年迁至北京后，凭借地道的清真全羊席，成为京城清真餐饮的标杆，其制作技艺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此外，天津人在北京开办的茶庄、饭庄、杂货铺数不胜数，他们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，把津味的精致与实在融入京城市井，像福德厚茶庄等店铺，凭借优质的货品与周到的服务，成为风靡一时的老字号，为北京的商业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津冀与北京地缘相近、文脉相通，千百年来，来到京城的人们，以日复一日的实干，默默滋养着北京的文化。河北人守文脉、传技艺，让传统文化得以延续；天津人兴商业、做老字号，让市井文化更具烟火气。他们用双手与坚守，把燕赵大地的质朴与聪慧，融入北京的宫廷文化、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之中，共同铸就了北京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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